情为语变之原论评介(5)

王古鲁应中华书局之邀，以日本安腾正次《言语学概论》（1927）为蓝本，编译出版《言语学通论》（1930），该书绝大部分内容为原著所有，而该书的版权页却以王古鲁著标识，完全隐去了该书系译作（至少是编译本）的事实。与《言语学通论》相比，《情为语变之原论》完好地保存了译著的基本事实，捍卫了译者和作者的权利，值得今日出版界、学术界、翻译界同仁效仿。

3 学科史地位

纵观中国现代语言学史，该书系第一部以语言心理学、语言史学、词源学、句法学、语音学、逻辑学等现代语言研究视角为切入点，从语音、字形、文法、语义等层面，论述语言文字演变与情感之间的关联，更是首次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探讨委婉语、口误等导致语言文字发生变化的论著，同时还及时地引进了国外有关现代词源学（语源学）、语力学的理论观点。从语义学角度而言，该书系中国引进的第一部现代语义学著作，从语音、字形、文法等角度，阐述情感与语义之间的关联，为中国引进和开展现代语义学研究奠定了思想和方法基础。最后，从语言学方法论角度来说，该书首次引进现代语言学以理论假设为前提开展语言学研究的方法，即在理论假设的指导下，以现实生活中各层面的言语材料，验证理论假设的真伪，再以所得结果修正理论假设，最终形成针对特定层面提出的理论。就上述而言，不论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史，还是中国现代语义学史，都应该关注和重视该书在引进、传播和弘扬西方现代语言学，从而创见中国现代语言学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进而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启发。

4 缺点

就当时而言，该书的思想较新，属创新之作，就是以今日的学养观之，该书也乏见新奇之处。因而，能够及时译介该书，引入国外新鲜的智识，引导中国的言语学研究，实乃大功一件。但该书的译介，也不无瑕疵，其缺点大致有二：（1）人名与物名的转音，致使读者无法即时识别外文字，须寻查对照表，方能知晓，而有的字，对照表未录，即使寻查再三，也属徒劳，不免影响阅读；（2）译文中古僻字过多，适合古雅之士阅读，却加重了普通读者的阅读负担，译者痕迹过于浓厚，全力系连古籍经典，从而影响了该书的传阅和原作者思想的传播，是其为遗憾！

注释：

①作者交代了该书与巴利《言语与生活》的异同，即吾脱稿数日，见法兰西作者巴利所为《语命论》，于情与语言之连谊，开发甚透，诚语家之创作也。本书所言，破合巴旨，而关乎字义者尤多。然吾文要非冗赘，无取增削，以吾与巴同归，而为途则殊，且吾于情为语变之原，反复明之，似亦视巴有一日之长也。参见该书原序。此外本段中的保尔《语言学史原理》为今译名，旧译为《文史通义》，兹此说明。

②原文为“今请发一通问，文字变迁之真源，果恶乎在，此以人意故故为之者。……盖语文之变，用语行文者之习惯外，别无真源。”（p.2）

③原文为“如文变本于惯用，并非有人从中发纵，则惯用云者，本体亦无自持之力，而当听命于用者小己之自由。自由之反动，分向两方而驰，一中于言之施身，一中于言之受身。两身相嬗，字义迭代。试取此之迭代，栉比以观，只需趋向不异，文字如何转变之全程，将可一览而得。沿流而讨原，以知最初之文变。”（p.3）

④与考量标准相关的言辞为“吾今所采之法，乃由本事之质性，考量而得，及史实所昭，互相贯穿，见为一说。惟不幸有一缺陷，与自省相缘而生，则经我察得，谓是舍旧从新之原，他人未必即如是想。”（p.5）

⑤该观点似乎不合乎语言演变的事实，而且人欲的表述也只是言语的一部分，并非全部。有关语言是否存在理想的状态或模式实在难说。如果说今天的语言是朝着正向发展的，那么是否说初民的语言是非正向的？果若如此，“情意为语变之原”一说就不足以成立了。语言并不存在正向发展与否的状态。

⑥盖弊洞明原理，而语源学（etymologie，同英语etymology，系今日词源学，笔者注）之字义一面，始有端倪。夫字义史者，语学中号称脆弱难治者也，距今以前，人喜从字音入手，自立条目，逶迤而进，遂有最大之武断。（p.33）……盖天下之字，率有意境，意得境通，何往有漏。……语源之学，如不愿丧其语学之威重，应须截断众流明源。（p.34）

⑦师氏观点原文为“不论何字，当其创作之始，殆靡不为发抒强情之用，特此之强情历时甚久，势渐衰落，驯至情愫不见，貌若与之了无关系尔。愚且敢言，探讨情程，在语学中，较之音程，尤为重要。即让一步言，亦两骖相属，不可缺一。诚以文生于情，原情即以明语，语学如有絜距之道，当不外此。余病语家，无以名之也，曾创一字曰语力学，即是之故。”（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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