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法律问题研究(4)

4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法律思考

4.1 完善法律制度支持法定数字货币落地

4.1.1 明确中央银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权

人民币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必须解决其与现行法律法规不相适应的部分。目前我国《人民银行法》和《人民币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都是以传统货币为参照制定的，并不能解决法定数字货币发行过程中产生的实际法律问题。虽然人民币法定数字货币本质上是对M0的取代，但是由于其虚拟性、不可重复使用性以及流通速度极快的特点，与传统的货币还是存在本质上的差异，现行法律法规并不能适用于人民币法定数字货币。

在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前期准备阶段，首先需要明确法定数字货币在我国的法律地位，使其成为具有法律保护的法定货币，这就需要修改和补充《人民银行法》和《人民币管理条例》的相关条文。其次基于数字货币的特点，其载体与传统货币完全不同，发行、流通和回收环节也都与传统货币相异，因此要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进行修订，例如在《人民银行法》中赋予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权力、增加法定数字货币发行时人民银行应公告其电子凭证的制式；在《人民币管理条例》人民币的种类中增加法定数字货币。在法定数字货币流通过程中，应及时发现问题做以动态调整并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为法定数字货币的顺利发行及流通保驾护航，必要时可以制定专门的《数字货币法》对其进行更为全面细致地规范。

4.1.2 规范法定数字货币法偿性范围

法偿性作为法定货币的一项特有属性，其享有的重要前提是在法律层面确定数字货币的法定地位，使其成为法定货币。这就需要在修订《人民银行法》以及制定《数字货币管理条例》的过程中明确法定数字货币的法定地位，并且禁止一切私人发行数字货币的行为。目前我国虽明文禁止Bitcoin等私人数字货币，但在“地下市场”仍然存在大量的私人货币，为了维护国家货币体系的稳定，还应在未来的法律中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币和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并且以条文的形式明确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在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公私债务时，相对人不得拒收的有关规定，以及发行人民币法定数字货币的主体只能是中国人民银行，其他组织和个人一律无权发行。

在法律层面明确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法偿性，并不意味着实践中应用法定数字货币与人民币的法偿性毫无差别。由于观念转变程度、习惯性、出于对新兴数字货币的顾虑以及技术障碍等问题，使得法定数字货币的法偿性无论从地域、受众群体还是清偿债务数额来说都具有一定的范围以及数量限制。虽然法定数字货币克服了人民币不可避免的缺陷，但在多重支付手段并存的现代社会，推广法定数字货币的法偿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差距悬殊，法定数字货币的普及需要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智能终端普及为依托，如果在硬件设施未达标的情况下强推法定数字货币，不仅会使法定数字货币的流通成本提高，货币流通的安全性也会受到威胁。[9]13因此应当增加法定数字货币的应用场景，根据我国基本国情，尊重市场规律，循序渐进，逐步推广，避免对金融体系造成影响。

4.2 增强法定数字货币科技监管

4.2.1 完善法定数字货币反洗钱制度

虽然我国从法律法规到银行管理制度等都对反洗钱作了自上而下相对完备的规定，但法定数字货币因其自身具有流通性极强、操作便利、交易主体匿名等特征，对法定数字货币发行流通过程中的反洗钱不能直接照搬人民币反洗钱制度。法定数字货币具有可追踪性，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中央银行可以追踪和监控数字货币投放后的流通路径，在数字货币反洗钱制度中，中国人民银行有天然的便利性，建议法律将中国人民银行列为反洗钱义务的主体，与地方各级人民银行共同履行反洗钱义务。同时在法定数字货币的大背景下，国际间应加强合作，共同打击基于跨国交易的洗钱犯罪，共同构建法定数字货币国际反洗钱制度。

4.2.2 建立数字货币反假币机制

假币给人民群众财产造成损失的同时也是影响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障碍之一，它是指伪造、变造的货币，其定义聚焦于对人民币纸币或硬币的形态描述。法定数字货币虽不同于传统货币存在具体的代用物，但因其是由一系列加密串所构成，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的假币定义应在原有基础上扩大其涵盖范围。变造法定数字货币假币应当被定义为以非法手段或其他技术手段破坏、篡改人民银行发行数字货币的技术安全数据，实现非法所得，而除中国人民银行以外的任何组织和个人制造发行的货币均为伪造法定数字货币。为建立数字货币反假币机制，对于数字假币的收缴，央行可以在数字货币系统中设立相关程序，对假币直接予以冻结，及时阻断假币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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