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普通人看不到的内部参考“黄皮书”出版(4)

有人把这其中灰色封皮的文学图书称为“灰皮书”，并不准确。所谓“灰皮书”，一般是指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社科类图书，属于甲类（文艺书属乙类），如文革前的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托洛茨基的著作《被背叛的革命》等。文革中后期，“灰皮书”的出版工作也曾接续起来。

读书报：这期间又出版了哪些书？

答：这一时期出版物中大家较为熟悉的有：《人世间》（1971）、《多雪的冬天》（1972）、《落角》（1973）、《特别分队》（1974）、《阿穆尔河的里程》（1975）、《白轮船》（1973）、《最后的夏天》（1975）、《木戈比》（1976）、《蓝色闪电》（1976）、《绝望》（1978）、《白比姆黑耳朵》（1978）、《滨河街公寓》（1978）。

读书报：“黄皮书”的出版是在什么时候画上句号的？

答：1970年代末出版的《岸》、《滨河街公寓》、《正午的暮色》等也属“内部发行”，但其吸引力和神秘色彩已渐渐失去，“黄皮书”的历史使命到了结束的时候。随着全国各地出版社恢复正常工作，出版重心逐步转移到解决“书荒”的问题上，许多过去应列入“黄皮书”的作品逐渐可以公开发行了。

时任中宣部新闻出版局理论处处长的李洪林1979年在《读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读书无禁区》一文，振聋发聩。那之后，他还在《读书》上发表过一篇《解放“内部书”》的文章。可以说，他这两篇文章喊出了一代读书人的心声，那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可以流传久远的佳译

读书报：您怎么看待出版“黄皮书”这段特殊的历史？

答：时过境迁，“黄皮书”成了历史。但近年来，许多人对它却越来越感兴趣。出版界的前辈陈原先生曾打电话问过我“黄皮书”的事情，似乎他是从出版史的角度予以关注的。前不久，一位在美国研究俄苏文学的同胞来我办公室要了解这套书。更多的是同行，出于好奇心，要开开眼。

这段历史在中国的出版史、中外（尤其是中苏）文学交流史、文化史上都非常重要。人们有时候觉得，文革前后的十余年，中国人对外国文艺的了解完全中断了，但实际上并不是，还有“黄皮书”这根线断断续续连着。这是无法跳过去的一段历史。

读书报：你认为“黄皮书”给后人留下了什么？

答：作为后来的俄苏文学编辑，我对“黄皮书”，除了大家抱有的那种“好奇心”外，更多的是钦佩这批书的译文质量。应该说，“黄皮书”的译文大都是一流的。很难想像，在那么紧迫的时间里，那样浓重逼人的政治气氛中，他们需要怎样的一种精神，才保证质量地完成了这样艰巨的任务。

孙绳武、苏杭、曹苏玲、秦顺新、冯南江、钱诚、孙广英、荣茹德，还有许许多多用“斯人”“伍桐”这样的笔名代替真名的译者，都值得我们永远地记住。感谢他们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笔丰厚的珍贵财富。

读书报：能具体讲讲这些译者的情况吗？

答：实际上，当时的很多译者在今天看来都堪称翻译大家。像译《带星星的火车票》的王士燮，译《滨河街公寓》的蓝英年，都是非常优秀的译者。后来有些“黄皮书”再版时，也都采用了原初的译文。不过，有些署笔名的译者并不容易找到。我知道，译《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斯人”，实际上是4个人：曹苏玲、陈小曼、王家骧、程代熙。而“伍桐”是谁，我至今还没搞清楚。还有一些书是集体翻译的，如署名“天津外语翻译学院”，具体哪些人参与了，并不容易搞清楚。

读书报：你上面提到的“黄皮书”中，后来很多都公开出版了，读者很容易就可以读到那些曾经非常神秘的作品，你是否留意过“黄皮书”的再版情况？

答：有的书改革开放以来曾一版再版，有的书近几年才被挖掘出来重新出版。但我总觉得，首要的是搞清楚这段历史。我们今天这里谈的只是个轮廓，许多话题并未展开。一些当事人已进入暮年，记忆未必准确，加上我的转述肯定会有曲解和偏差，所以《中华读书报》既然已经开始关注这个话题，建议你们进一步呼吁，让更多的接触过“黄皮书”的人提供有价值的线索，指出我们谈话中的谬误，给有兴趣研究它的人留下一份可靠的资料。

文章来源：《出版发行研究》 网址: http://www.cbfxyjzzs.cn/zonghexinwen/2021/0905/8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