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普通人看不到的内部参考“黄皮书”出版(2)

来源:出版发行研究 【在线投稿】 栏目:综合新闻 时间:2021-09-05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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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前,我一直认为“黄皮书”的第一本是1962年2月出版的《苦果》(该书收集了25篇包括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作家的小说、诗歌和论文

以前,我一直认为“黄皮书”的第一本是1962年2月出版的《苦果》(该书收集了25篇包括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作家的小说、诗歌和论文),李曙光先生以及《苦果》的译者之一曹苏玲先生也都这样认为。但是,前几天,秦顺新先生告诉我,在《苦果》之前的《山外青山天外天》(1961年)等书也应归为“黄皮书”。这本诗集的封皮是绿色的,上面未写“内部发行”字样,但书里夹有印了“本书为内部资料……”字样的小字条。我查了一下中国版本图书馆编辑的《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确实列有这本书。秦顺新先生认为,“黄皮书”系列的出版可以追溯至1957年出版的《不是单靠面包》。如果秦先生记忆不错,“黄皮书”的出版似乎有一个“序曲”阶段,但这点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下面,在介绍“黄皮书”出版的两个主要历史阶段之前,首先需要了解一下“黄皮书”的缘起。

诞生于“反修”大背景下

读书报:作为“供批判用”“反面教材”的“黄皮书”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具体的背景如何?

答:从这套书的出版年代和书目不难看出,它是在反修大旗下诞生的。这个问题我曾请教过出版界的前辈、“黄皮书”最初的负责人孙绳武和秦顺新等先生。他们说,1959年至1960年以后,中苏关系逐步恶化,中宣部要求文化出版界配合反修斗争。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国家级文学专业出版社,为反修工作服务是责无旁贷的。根据当时苏联文学界争论的一些问题,如描写战争、人性论、爱伦堡文艺思想等,出版社确定了一批选题,列选的都是在苏联或受表扬或受批评的文学作品。

这个问题,我也曾问过《世界文学》的老领导陈冰夷先生。那天(1998年10月15日),他讲了许多,大致的意思是: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中宣部在新侨饭店跨年度地开了一次文化工作会议,当然透露出来的是比中宣部周扬更高一层人物的精神。会后周扬找一些人谈话,讲要出版反面教材,为反修提供资料。这是很明确的,但没有正式文件。

陈冰夷先生告诉我:“这个会议很重要,我事先知道,所以我在1959年底,以《世界文学》编辑部的名义,出版了‘世界文学参考资料专辑',书名叫‘苏联文学界最近时期重大争论'……”后来,我找到了陈冰夷先生讲的专辑的第二本,它收了39篇争论文章,278页。封面上印着“内刊部物·专供领导参考”。这里颠倒了一个字,应为“内部刊物”。封底没有定价,只印有“1959年11月19日编”的字样。

他还提到一个背景。1959年5月,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茅盾先生率团出席了会议。那时苏联文学界已经开始有些乱了,对许多问题争论不休。我们对涉及问题的一些具体作品没有读过,所以周扬他们要了解情况,掌握材料,配合即将爆发的两党斗争。

从陈冰夷先生的谈话感觉,他认为这是“黄皮书”“来龙去脉”的“来龙”。就“来龙”问题,我问过许多老前辈,因为没有文件,大家都说得不很明了。李曙光和高莽先生认为陈冰夷先生的这个说法合乎实情,是可信的。

读书报:还有其他当事人向您讲到“黄皮书”的缘起吗?

答:在今年8月5日和我的通话中,李曙光先生说:“1959年12月那次新侨饭店会议后,周扬找了一些专家、理论家座谈,探讨反修、批判资产阶级文艺中的人道主义、人性论等问题。陈冰夷在,还有姜椿芳、冯至。主要是要大家对外国文学界发生的大事加强调研,要出反面教材,为文艺界领导提供参考。”李曙光先生还讲:“中宣部专门成立了一个文艺反修小组,经周扬与林默涵研究,具体负责人是林默涵。这个小组主要是起草反修文章,同时抓‘黄皮书'的出版,我协助林默涵做联系工作。我主要联系的人是陈冰夷同志,有时也找过叶水夫同志。记得较早出版的是《苦果》。由于我是联系人,‘黄皮书'出版后都送我样书,有时也看清样,记得看过《〈娘子谷〉及其它》的清样。”

关于新侨饭店会议,秦顺新先生讲,他听过这次会议的传达报告,记得是周扬还是钱俊瑞讲过一句话:“我们对欧美文学的了解基本是一片漆黑,对苏联东欧的了解也是一知半解。”要出版外国文学参考材料,这个精神是向出版社传达了。

文章来源:《出版发行研究》 网址: http://www.cbfxyjzzs.cn/zonghexinwen/2021/0905/8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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