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大合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传播考(7)

“一个历史环境的生产和再生产，往往是通过它的象征产品，象征起到了组织作用，构成了历史情境。”而恰恰就是这个情境构成政治博弈的基本面。抗战胜利后，《黄河大合唱》的传唱延续着文化领导权博弈的新使命。当时周恩来指示长期活跃在国统区的各个演剧队到长江以南的大中城市去，“占领文化阵地，配合国统区的民主运动”。当国民党反动派在1946年春挑起全面内战时，“剧宣七队从粤北来到了广州，配合当地民主运动，七队演出了《黄河大合唱》《你这个坏东西》《茶馆小调》等歌唱祖国、歌唱民主的歌曲等”。1946年9月，剧宣四队和六队抵达武汉后，在武昌和汉口两地举办大规模的音乐舞蹈晚会，演出了《黄河大合唱》《民主大合唱》等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些歌曲。1947年1月到7月，在无锡的剧宣九队“为了进一步配合民主运动，队领导决定以新颖的‘星期音乐会’的形式演唱抗战时期的优秀歌曲和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新歌。第二次音乐会于2月23日举行，节目中有《保卫黄河》”。

除了执行中国共产党文宣任务的演剧队，为《黄河大合唱》在大后方的传播做出重要贡献的新音乐社，也在解放战争期间配合民主运动演唱了《黄河大合唱》。1946年9月，新音乐社在上海创办了由李凌担任校长的“中华星期音乐院”，这所业余学校的师生们在学习之余，积极参加校内外反对内战的斗争，以歌咏活动配合当时的民主运动。1947年11月5到6日，中华星期音乐院在八仙桥青年会两次演唱《黄河大合唱》，影响很大，后被迫停演。在第二条战线上的学工群体活动方面，党的地下组织通过地下学联，组织引导学生会、工会等借助一定的时机开展文艺活动，在“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中高唱《黄河大合唱》，把民主斗争的社会实践和政治传播结合起来。此时《黄河大合唱》中所唱的“黄帝的子孙”已经剔除了一意孤行、反对民主的国民党反动派并将其置于广大民众的敌对面，标志着国民党在大城市谋求文化领导权遭遇挫败。

四、结语

作为一首已经传唱80多年的历史名曲，《黄河大合唱》在中国近代史上意义重大，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文化实践和建构文化领导权的典范。从一首诗、一支歌到一种氛围和一种精神，信息的产生、创制和流动不仅仅是一种形式的表象，更是一种组织化的载体。通过对传播政治理念的信息载体的有效组织，让物质现实和话语界面相结合，革命政党的革命理想才会产生真正的活力和生命力，完成历史赋予的宏大叙事。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无论何种技术制式，文字信息的编辑出版都不仅仅是信息传播的组织和传播对象的确认。技术流程和社会主体的关系结构通过新传播界面的开拓，开创了历史演进的新局面。

从印刷媒介的编辑出版的传播学原理来说，各种媒介材质（纸张类型、印刷版式）的组合不完全是一个纯技术的机械模式。因为社会化的传播不可避免地涉及介入其中的社会主体自身的传播能力和传播能动性，即是否并能够在物质的局限性中追求精神的超越。“一个社会的深层结构不是严密的逻辑结构，一种传播形式的意义是由采用这种形式的主体来界定的。”对社会主体的动员和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重要内容，要完成这一重要内容离不开文化建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充分理解《黄河大合唱》的传播语境和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战略相互交织的意义结构。

注释

① 王续添.音乐与政治:音乐中的民族主义[J].抗日战争研究,2008(3):126.

② 政治部第三厅主要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人士组成，负责抗日宣传工作，下属十个抗敌演剧队、四个抗敌宣传队、三个电影放映队、一个孩子剧团和一个新安旅行社。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抗日大辞典》编写组.中国抗日大辞典[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298。

③ 抗敌演剧队于1938年8月在武汉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演剧方式进行抗日宣传的文艺团体，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队。皖南事变前后，政治部第三厅的十个抗敌演剧队先后被迫解散或改组，改组后的队伍配给各战区服务并按照战区序号更改队名，比如抗敌演剧第三队就原地配给给阎锡山的第二战区，更名为抗敌演剧宣传队第二队（简称剧宣二队）。演剧队（剧宣队）是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重要宣传力量，他们为《黄河大合唱》在国统区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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