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大合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传播考(6)

文化领导权的核心和本质在于使某一阶级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对大众产生吸引力、感召力、同化力，从而使它们内化为自身的观念思想和行为标准，进而形成结构性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对事物的认识和社会共识以及由此展开的行动。

如何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文化领导权？葛兰西认为首先需要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领导。“现代的新君主主人公不会是作为个人的英雄，而只能是政党。”那么，怎么保证由现代政党所代表的国家“政治意识”和来自人民内部的“集体意志”的统一？为此，葛兰西创造性地提出了“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有机知识分子是指明确地表达所属阶级在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的集体意识且投身革命实践的群体。“只有在知识分子和普通人之间存在着与应当存在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统一同样的统一的时候，人们才能获得文化上的稳定性和思想上的有机性质。也就是说，只有在知识分子有机地成为那些群众的有机知识分子，只有在知识分子把群众在其实践活动中提出的问题研究和整理成融贯一致的原则的时候，他们才能和群众组成为一个文化的社会的集团。”因此，在无产阶级内部教育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队伍，或者将传统知识分子改造成有机知识分子，对意识形态的转向和文化领导权的最终夺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从国家是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有机整合的论断出发，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及其有机知识分子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实施场所就是市民社会。这就是说，一方面，在党领导下的知识分子要深入社团、学校、媒体等社会有机体的组织载体中去扩散和传播革命政党的价值体系；另一方面，也要把从社会大众中产生出来的文化热情、政治见识和个体能力纳入革命政党的价值体系的传播系统，在这一过程中建构和把握文化领导权。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参政的革命党，与当时主政的国民党存在着政治竞争关系。如果从文化领导权理论来分析，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并不具有更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优势资源，但可以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来建构并获取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领导权。

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尤其是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以后，国民党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治方针，从根本上违背了正在日寇铁蹄下痛苦挣扎的广大民众要求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集体意志”，国民党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开始漂移。与此同时，积极参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中国共产党此时已经完成民族高于阶级的政治战略的转换从而顺应了民心，同时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参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运动，无数知识青年甚至许多像冼星海这样的知名文化人士也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敌后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影响并领导知识阶层和社会各界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基础。在1939年前后，从“国家意识”到知识分子再到“集体意识”都出现了十分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转变，而1939年5月11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取得的轰动性效应终于为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夺取文化领导权的一个切口。

那么，前文讨论的出版节点在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斗争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葛兰西的领导权是一种政治支配和意识形态的象征形式，这涉及生产一种象征形式来引导政治行动，产生一种政治决定论意义的象征诉求”。一个现代革命政党在历史转折时期所建构的文化领导权，其基础就在于通过信息板块的内容设计和流通方式，形成广泛的传播效应和舆论氛围。就《黄河大合唱》的传播过程而言，通过组织的和分散的知识青年群体的传唱、油印和抄录，《黄河大合唱》不仅成为一种同时具备仪式化功能和流动性特征的政治意识载体，而且是革命政党组织社会大众（如边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救亡团体）的传播纽带。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战文化建设，恰恰是建构革命政党自身的有机知识分子的生成方式之一。

从公开发行、刻版油印到手工抄录，《黄河大合唱》的三种文本复制方式本身的媒介化技术特性源于战争环境的特殊性。在公开发行方面，有期刊和书店这类高度组织化的机构及其发行网络，比如桂林生活书店出版的《黄河》，“也有重庆生活书店1940年版、广西生活书店1940年版、广西生活书店1941年版等多个版本”。这种组织化的行为摆脱了战时信息传播在广度、深度和便利性方面的诸多现实困难，组织广泛出版的集体行为强化了《黄河大合唱》传播的规模性和普遍性。而对刻版油印来说，便携性是其最突出的特征。油印机重量轻、体积小，遇到敌人，“把油印机用毡子一卷，自己背起来就走”的便携性使它几乎成为战时的移动印刷所。轻巧灵便的固有特性也意味着它具有较好的隐蔽性和私密性，从而保障了印刷的可持续性和机动性，这在抗战胜利后的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中体现得尤其明显。比如1946年北平几个大学在北大沙滩民主广场演唱的《黄河大合唱》，其曲谱就是由“麦一和蔡倜一笔一划刻写，麦一躲在东城小雅宝胡同他亲戚的四合院小黑屋中一张张印出，房后是国民党的兵工被服厂”。如此具有戏剧性的行为是对油印技术灵活性的最佳诠释。而手工抄录更是一种可以让无数人进入信息传播流程的个体实践，并在载体形式、表现风格等方面百花齐放，比如做饭产生的锅底灰也可以成为墨水的原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特殊历史环境，使一部作品的印刷形式可以同时以机械、半机械和手工的方式出现，乃至成为编辑出版范式迭代的一个历史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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