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大合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传播考(4)

实际上，《黄河大合唱》乐谱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就是以延安的油印本为起始的。词作者光未然次子张安东考证，重庆生活书店1939年8月首版的《黄河大合唱》是“诗人惜别战友由队友胡志涛陪同转往成都治伤，并带走《黄河大合唱》的简谱本，托胡志涛专程送到重庆”的。光未然1939年5月离开延安，作为词作者的他自然会存有已经在4月29日刻印出来的油印本。冼星海还将油印本邮寄给其时为政治部第三厅演剧十队队员的马可，并被马可同样以油印的方式翻印过。马可在1939年8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可是忙着写《救亡新歌》第五集（这次我想‘临别纪念’，来个特大号，把《黄河大合唱》和《黄花曲》也附入）。”8月24日写道：“为了《救亡新歌》第五集的印出，这几天日夜忙透了，前天起就日夜加工（夜里天凉，能够印的份数多些）。这次写了有十八张蜡纸之多，临别纪念，订起来必大有可观也。”相对于公开发行，油印具有成本低、便捷性高的优势，无疑是当时最主要的复制方式。

图3 《黄河大合唱》1948年9月独立七师宣传队油印版图片来源：

3.手工抄录

相比于铅印或油印这种机械化、半机械化手段所象征的传播权力和传播流程，手工抄录显然意味着传播能力的离散性效应，但同时也因为其操作流程的个体性而更易于通过筛查，从而制造出一种传播文本的民间性流通。在战争年代，《黄河大合唱》的物质化传播离不开公开出版发行，也离不开油印机的关键一环，但之所以能在全国范围内掀起“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的救亡旋律，达到“农村里连老太太、小孩子都能唱”的程度，仅仅依靠数量有限、空间覆盖范围也相对有限的出版和油印显然是不够的。比如出版发行网络一般都集中在城镇地区，而抗战的重心已经转移到农村。至于油印，刻一个蜡版一般最多能印1 000份，再多字迹就会模糊不清。100元的油印机与出版机构的大型机器相比虽然非常便宜，但足以作为有传播效率的组织化生态的基础条件。可以激发个体审美意识和政治觉悟的传播文本本身是可以驱动个体成为传播载体的，这就是战争年代的《黄河大合唱》可以以手工抄录本方式流通的传播原理。

手工抄录这种行为太过于平常，很少像出版或油印那样被当事人特意记录。即便如此，根据冼星海日记的记载，在《黄河大合唱》首演之后的1939年4月16日下午，仍然“有几位工人学校的代表来抄歌”。此外，1940年5月3日，抗大总校文工团和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联合排演出《黄河大合唱》并引起巨大轰动，“看过演出后一段相当长的日子里，大家都在谈论着《黄河》这部作品，争相传抄《黄河》的歌篇”。实际上，抄录在当时是较为普遍的传播行为。据延安“民歌大王”安波回忆，“星海同志听说我记录了一些陕北民歌，就向我借去抄录”。而在大后方“收到一个新歌，就高兴得不得了，同伴唱着，自己的学生唱着，还抄几份寄给其他的朋友，三天两天还演唱给乡民听或教他们唱”。至于在敌后，艺术水平较高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师部艺术剧团和延安派往根据地各学校的文工团，当他们下到基层连队里去演唱和教唱《黄河大合唱》时，难免会有具有简谱识读能力的官兵去传抄这部唱得人“不知已经涌出多少眼泪”的新型救亡歌曲。

纸质乐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有公开发行、刻版油印以及手工抄录三种物质化方式。这三种方式以文字的形式将转瞬即逝的声音固定下来，把观念、工具和社会行为联结起来，让《黄河大合唱》成为一个流动的、有生命力的传播文本。具体而言，油印是走向物质化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环。从延安流传出来的油印本演化为重庆、桂林等地的公开出版物，也演化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油印文本，被铅印和被刻印的文本又成为不断蔓延的手工抄录本的信息源。后者以较低的成本走向更多的社会大众，亦不排除有出版机构或者个人依靠手工抄录本开展公开发行和刻版油印的工作。从信息传递的技术形成到信息扩散的现实条件，三种文本形式相互交织、互相依赖，形成战时传播的中国特色和中国语境。

三、从出版节点到文化领导权

1.出版：作为社会传播的节点

如果说演唱以及由此展开的范围更广的教唱是《黄河大合唱》社会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以演唱和教唱为代表的声音文本与以乐谱复制出版为代表的物质文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实际上，在《黄河大合唱》整体的社会传播中，物质性的复制出版扮演着节点的角色。如此认为主要出于两方面原因。

文章来源：《出版发行研究》 网址: http://www.cbfxyjzzs.cn/qikandaodu/2021/0710/75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