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大合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传播考(3)

第二种是以歌集或者单行本的形式出版的。可以推测，印刷当时的流行歌曲——《黄河大合唱》的歌集或者单行本应当很多，但因为战争并没有被完整地统计或记录。就笔者所见，主要有《反攻》歌曲集和《黄河》单行本，它们多和生活书店有关。比如冼星海在《〈反攻〉歌曲集自序》中写道：“最近社会认为起了全国歌咏最大作用和记录的三个作品：（一）歌剧《军民进行曲》，（二）《生产运动大合唱》，（三）《黄河大合唱》，有独立性的歌曲，也选入这集里面。”?这部“收录了包括《反攻》《保卫黄河》《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保卫祖国》《中国空军歌》等冼星海创作的38首抗战歌曲”?的《反攻》歌曲集，最后“交艾思奇同志到生活书店出版”?。生活书店不仅出版了《反攻》歌曲集，还出版了《黄河》的单行本并多次印刷，目前可见的有1940年9月第2版（如图1）和1941年2月第3版?。

图1 《黄河》生活书店1940年9月版图片来源：

《新音乐月刊》等期刊和生活书店在战时的公开出版无疑对国统区尤其是西南地区《黄河大合唱》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既然是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就必然会受官方的检查或监控，甚至涉及相关人员的人身安全。《黄河大合唱》在桂林等地出版的1939到1941年，抗战逐渐进入更加艰苦的相持阶段。尤其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国民党加大反共动作（如1939年12月的晋西事变），以宣传马列进步思想著称的生活书店必然会受到政治大环境的影响。1939年2月26日，国民党秘密制定了《禁止或减少共产党书籍邮运办法和取缔生活、新知、互助等书店办法》，“除了允许各地军、警、宪、特，随意查禁扣留图书、期刊外，还允许他们对分散在各地的分店（社）采取封门、抓人等手段，加以摧残和迫害”?。“到1940年6月，生活书店在全国各地所建立的56个分支店，除5处因战局关系而自动收歇者外，其他45处都先后被封闭或勒令停业。”?皖南事变之后的1941年2月，剩下的成都、贵阳、桂林、昆明等分店又遭查封?，留下来的重庆总店也被严密监视。显然，在抗日根据地和边区之外，从延安传唱出来的《黄河大合唱》的信息扩散还面临着物质条件之外的艰难和风险。

目前我们还无法确定《黄河大合唱》是否在敌后根据地公开发行过，估计有两个技术限制：一是公开发行需要大型的机器设备、熟练掌握复杂工艺的印刷工人和基本的发行网络十分缺乏，二是敌后根据地的物料如油墨、纸张等的供给十分困难。现在能够知晓的在解放区发行的《黄河大合唱》的最早群众性歌本是1946年7月由东北文艺工作团选编、群众歌曲社发行的歌本。

图2 《黄河大合唱》由群众歌曲社1946年7月发行图片来源：《东北日报》1946年7月2日第4版

2.刻版油印

从文献引证角度来讲，没有经过出版社编辑和审核过的油印文本是不足以作为参考文献的，但这并不妨碍这种半机械技术在20世纪上半叶成为《黄河大合唱》乐谱在大规模复制中极其重要的手段。

油印技术是清末从日本引进的，与铅印相比，油印具有便捷和经济的特点。红军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就采用了油印技术。延安时期，虽然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刊改用铅印技术，但油印技术仍然很普遍，当时延安的编辑出版的技术条件十分艰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学习型政党，各种政治学习、信息交流和业务培训需要大量的文字材料和印刷读物；另一方面，印刷设备及其耗材又极为匮乏，甚至中央印刷厂不得不自己研究生产土油墨。即便如此，也还是到“1942年做到了自给，且可以支援外厂”。作为当时最高层级的文秘机构，中共中央秘书处的各种文件制作方式也是复写、刻写和油印，直到七大召开前夕，才有一台小型脚踏铅印机。

油印需要在钢板上铺上蜡纸，再用铁笔刻蜡版，最后铺上油墨用滚筒进行印刷。冼星海在1939年4月29日记载《黄河大合唱》“油印好后取走的10份”，是由当时在鲁艺美术系就读的钟灵所刻蜡版印刷的。钟灵后来回忆道：“在鲁艺，冼星海同志创作的《生产大合唱》和《黄河大合唱》完成后，我便自告奋勇去帮忙刻蜡版并油印，因为我懂简谱，也会用仿宋字刻蜡版。我们刻蜡版的同志是在晚上加班（白天要上课或去山上开荒种地），因此有资格点蜡烛，蜡烛比起平时用的小麻油灯碗要亮多了。”这证明在作品诞生地的作品呈现方式是油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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