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出版和出版学科的再认识(2)

1.4 出版担负传承人类文明的光辉使命

文明的演进与历史的发展步履一致。以历史的眼光审视，自人类用出版技术将出版符号与出版载体结合并产生出版作品始，才逐渐摆脱蒙昧，走向文明开化之道。当人类文明演进缺失行动力时，就需要通过较为激烈和明显的变革去激发新动力[4]。而每一次的变革力量从积蓄到爆发，乃至最后推动新的文明状态替代旧的文明状态，都与出版息息相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出版载体历经大规模的迭代式变革，过去探索出的石质、甲骨、陶体、铜彝等出版载体已不能满足日益旺盛的文化消费需求和文化交流需要，探索和普及使用易于刻写的新的出版载体成为时代命题，而中国亚热带和温带季风气候适宜竹木生长，为竹简木牍的全域性开发和大规模使用提供可能，中国文化从龟甲兽骨和青铜铭文的片词只句，逐渐出现《道德经》《论语》《庄子》这样的“鸿篇巨制”，形成“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汉代是简牍载体的鼎盛时期，出现52万多字的《史记》和74万多字的《汉书》。这些文化典籍的出版，成为萃积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文明的主渠道和主阵地，为日后形成以汉文化为主体、多民族融合共生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生态奠定思想和文化基础。

无论是大陆文明还是海洋文明，都得益于出版的无声助力。15世纪中期，德国谷登堡受中国活字印刷思想启发，发明铅活字印刷技术，西文拼音文字特点特别适宜活字印刷，加之稍前传入欧洲的中国造纸术，纸质书籍开始在欧洲大量出版印刷。人文思想和科学知识的普及为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提供了智力支持，迪亚斯、达·伽马、哥伦布等人的地理大发现，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将世界联结成为一体。出版在推进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中，又将人类文明的演进足迹记录下来，播散开去。出版由此成为通往文明、标志文明、记录文明、传承文明的工具和路径。

2 对中国特色出版学科的再认识和再深化

出版学科既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又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学界对出版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式已然有了诸多探讨和交流。新形势下，对出版学科的再认识和再深化，有利于设计和建设出既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这一时代特点，又契合出版学科内部发展规律的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

2.1 重新认识和定义出版学科的内涵和外延

“出版（publish）”概念经历漫长历史发展。在古罗马时期，拉丁文中即出现publicare一词，有“使……面向公众”之意。10—13世纪，逐渐演化成法语的publier，意为“传播”。14世纪中叶，“publish”一词在英语中出现，意指“make general know（广而告之）”和 “make public announcement（向民众发布通知）”。在14世纪末，该词开始拥有“向公众发行图书”之意。15世纪中叶谷登堡铅活字印刷技术发明，“出版”逐渐定型为通过编辑和复制作品并向公众发行的活动。19世纪中后期，现代出版学及其高等教育逐渐在德国、法国、英国等现代出版业较发达国家建立起来[5]。中文“出版”一词经日文转译而来，1879年黄遵宪最早使用[6]，后逐渐代替“版印”“刊布”“梓行”等原有称谓。1914年民国政府颁行《出版法》，“出版法”“出版界”“出版业”等逐渐行世。1925年上海南洋大学出版的《南洋周刊》首现“出版学”概念[7]，后经1930年代杨家骆《图书年鉴》等发展[8]，该概念逐渐为社会认知认同。新中国成立，中国出版学科走上起步建设之路。改革开放，出版学科迎来发展繁荣之机。1983年，宋原放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的出版学”[9]，在胡乔木、陈瀚伯、宋木文等有识之士推动下，武大、北大、南开、复旦、南大、北师大、北印等高校的出版高等教育全面展开，出版学科呈现蓬勃发展态势。但该学科在1998年的学科规划中，未能作为一级学科列入学科目录，而是以“编辑出版”的二级学科之名位列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之下。此后，出版学科发展态势明显变缓。时至今日，出版学虽有一定进步，但与经济学、法学等学科相比，还有很大提升空间。2021年，是10年一度的学科目录调整年，伴随大力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及“出版强国”战略展开，建设和升级中国特色出版学科的呼声日高。

要讲清出版学科的内涵，首先要厘清出版学科的外延。出版载体、出版符号、出版技术是出版的三元素。通过出版技术将出版符号与出版载体相结合，即“三元素”相加产生“出版活动及成就”，合并形成出版“四维度”。出版学科的内涵其实就是对出版四维度的分类及综合研究，出版的四维度也是出版学科的外延和边界。

文章来源：《出版发行研究》 网址: http://www.cbfxyjzzs.cn/qikandaodu/2021/0710/751.html